前幾天，烏有之鄉網站站長范景剛同志打電話來，約請我寫一篇紀念二七大罷工的文章。我沒有馬上應允，一是因新冠肺炎出院不久，身體尚虛，二是因為“二七大罷工”這個題目太大，腦子里一時了無頭緒。

　　不知不覺，二月七日到了。無論是官方，還是各路主流媒體都靜悄悄的，既沒有舉辦紀念活動，也沒有看到幾篇紀念文章。盡管對此早有預料，但我還是感到有點悵然若失。不過，這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反”情緒，遂不顧還未完全康復的身體，決定為“二七大罷工”寫點文字。

　　對于二七大罷工，現在的年輕人也許覺得很陌生，但在我這一代和比我更年長的人心目中，卻是十分熟悉的。記得我上小學時，政治課本上就有關于“二七大罷工”的課文，對犧牲的共產黨員、工人領袖林祥謙和施洋大律師的名字很熟悉，雖然并不完全理解二七大罷工的歷史意義，但我知道這是一起在中國工人階級乃至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都十分重要的歷史事件。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100年前的京漢鐵路——

　　京漢鐵路縱貫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連接華北和華中的交通命脈，有重要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意義。京漢鐵路的運營收入是軍閥吳佩孚軍餉的主要來源之一。 1923年2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決定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代表和各鐵路工會代表、漢冶萍總工會代表、武漢30多個工會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漢等地的學生代表近300人齊聚鄭州。中共中央對這次大會非常重視，派出了張國燾、陳潭秋、羅章龍、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會。

　　2月1日上午，軍閥吳佩孚派出大批荷槍實彈的軍警在鄭州全城戒嚴，下令禁止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但是，參加會議的工人代表不顧生死，沖破軍警的重重包圍，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勞動階級勝利萬歲”等口號，在鄭州普樂園劇場舉行大會，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當天，全副武裝的軍警嚴密地包圍了會場，強行解散會議，搗毀總工會和鄭州分會會所，并驅趕代表。當晚，京漢鐵路總工會執委會秘密召開會議，決定將總工會臨時總辦公處轉移到漢口江岸，并決定全路自2月4日起舉行總罷工。

　　2月4日，全路兩萬多工人舉行大罷工，1200公里鐵路頓時癱瘓。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次罷工的主要負責人是張國燾、項英、羅章龍、林育南等。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引起了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恐慌。2月7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吳佩孚調動兩萬多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鎮壓罷工工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二七大罷工的由來。

　　很多年前，我看過一部反映二七大罷工的電影《風暴》。前不久又重看了一遍。主角之一施洋律師由著名演員金山飾演。影片有一段施洋律師為遭軍警謀害的工人江有才辯護的臺詞：

　　“工人兄弟們，哪個父親不愛兒子？哪個兒子不愛父親？父親被謀殺了，做兒子的能俯首貼耳不表示抗議嗎？不能！但江有才的兒子還未滿周歲，他不會說話，他生在勞苦工人家里，吃不飽，穿不曖，他現在病在母親的懷抱里，除了干嚎之外，做不出任何表示。

　　“工人兄弟們，哪一位妻子沒有丈夫？哪一位丈夫沒有妻子？她沒有丈夫，她的丈夫江有才被魏處長的父親謀殺了，她難道甘心俯首貼耳地不表示反抗嗎？不能！但是，她畢竟不敢有所表示，她從小受盡了有錢有勢人的壓迫，她從小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她體弱，她膽怯，她現在除了悲痛啼哭之外，作不出任何的表示，這難道是公道的嗎？”

　　每次看到這兒，我都被施洋律師滿腔怒火、義憤填膺的辯護所感動，為中國工人階級曾經遭受的深重苦難而嗟嘆，同時也為工人們面對反動軍警的血腥鎮壓，表現出一個覺醒的階級那種狂風暴雨、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而震撼和激動。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它進一步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擴大了中共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罷工雖然失敗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鮮血進一步喚醒了中國的勞苦大眾，使他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反動兇殘的本質，必須與之斗爭到底，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二七大罷工的意義還在于，它首次突破以往的工人罷工大多是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第一次成立了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鐵路工人總工會，在總罷工時，喊響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口號，號召全路工人“為自由作戰，為人權作戰，只有前進，決無后退”，明確提出了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斗爭的政治訴求。從而使二七大罷工具有鮮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質， 反映出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和徹底的革命精神。

　　從此以后，中國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為無產階級求翻身，為中華民族求解放的人民革命道路，在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成為了最堅定、最勇敢的中流砥柱和革命的領導階級。中國共產黨將自己視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中共區別其他政黨的鮮明階級屬性——帶領占人口最大多數的中國勞苦大眾浴血奮戰、前赴后繼，終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且將“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寫進了憲法。從此，長期受壓迫和剝削的工人階級成為了新中國的主人，邁入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新時代。

　　可以說，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或者說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無論是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時期，還是大躍進時期，包括文革十年，都是一部廣大工人階級發憤圖強建設社會主義的可歌可泣的歷史，中國工人階級在建設社會主義進程中那種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的主人翁姿態和精神風貌，成為那個時代最堅實和鮮明的底色。那個時代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領域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離不開工人階級的無私奉獻，其中，不僅涌現了王進喜、時傳祥、吳桂賢、郝建秀等一大批工人階級的先進模范，他們中的優秀代表還以普通工人的身份擔任了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等國家領導人的職務，成為了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有力詮釋。

　　那的確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時代。

　　歷史很快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如果說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主導詞是“革命”，那么，十一屆三中全以來這段時期的主導詞則是“改革”。與革命時期相比，改革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發生了“改天換地”的變化。諸如革命、階級和階級斗爭等詞匯漸漸被改革、階層、精英、和諧社會等詞匯所取代。這種變化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劇變也是空前的，新的社會關系發生了重組和洗牌，一些原先被壓制邊緣化的階層漸漸進入了主流，而原先處于主流的階層被拋到了邊緣乃至成為了弱勢群體。

　　其中就包括中國的工人階級。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至新世紀初葉的國企改制過程中，下崗的工人多達數千萬之眾。而在前三十年，國企和國企工人曾經是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和領導階級的重要標志。

　　曹征路的《那兒》，就是一部反映下崗工人為捍衛主人翁地位進行斗爭的中篇小說。

　　《那兒》原載于2004年《當代》第五期，小說反映的時代大背景，是在國企改制“產權明晰，國退發進”的大氣候大潮流之下。不同的是，和小說里的國企工人一樣，曹征路偏在時代的大潮中逆潮而動，將敏銳的目光直逼底層，揭示了國企工人的無助無奈、悲壯抗爭和辛酸無奈，以及工人階級的崇高與偉大。小說中的利益集團和惡勢力假改革之名，勾結在一起，瘋狂攫取中國工人階級在前三十年創下的全民財富，將他們逼到了走投無路的悲苦境地，以至人世間不僅容不下以廠為家以工人為兄弟姐妹，為了他們的權利奔走的朱衛國，甚至連一條千里尋主鐵骨錚錚的義狗也容不下。

　　“小舅”朱衛國是小說著力塑造的一個人物，他身為工會主席，一方面不斷受到利益集團甚至黑惡勢力的各種利益誘惑和逼迫，但又時時在內心里經受著自己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在自己的階級兄弟被權貴階層盤剝欺凌時無能為力的痛苦。最后，為了表達抗議，捍衛工人階級的尊嚴，小舅以一種激烈的方式選擇了自殺。

　　小舅的自殺，是曹征路為中國工人階級被改革邊緣化悲慘命運而撰寫的一曲沉痛挽歌。但同時，我們也可以從小舅身上，看到一種堅持正義、追求真理和自我犧牲的精神，而這也曾經是前三十年作為主人翁的工人階級，乃至二七大罷工中的林祥謙身上體現出的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

　　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風暴》和小說《那兒》所表現的其實是同一個主題，同一種精神，不同的只是時代背景而已。

　　二七大罷工過去了整整一百年。一百年的滄桑巨變，一百年的風云際會，回顧中國工人階級乃至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運動在這一百年的起伏和沉浮、光榮和夢想，真是百感交集，令人反思的問題多多，一言兩語實在難以說清楚。若簡要歸納，我覺得二七大罷工至少有以下兩條值得人們深刻總結的經驗和教訓：

　　一是工人階級必須時刻葆有遠大的政治理想，這種理想即為廣大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爭取自由解放而奮斗，用馬克思的話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以往的歷史證明，工人階級一旦放棄和背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用無數先烈犧牲得來的主人翁地位就會失去，重新在精神和物質上淪為被資本家剝削、壓榨和欺騙的命運；

　　二是作為革命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斗爭。毛主席說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的哲學，放棄斗爭的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來說，就如同被拔掉牙齒的老虎，沒有了任何威脅，工人階級也就失去了捍衛自身利益的能力，《風暴》中的林祥謙和《那兒》中小舅的命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對不起，我只能寫這么多了。

　　二七大罷工精神萬歲！

　　工人階級萬歲！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2023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