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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金靴:評價領袖的權力歸于人民,而不僅僅歸于黨——蘇共二十大召開六十七周年


 
在民眾中,我們(共產黨人)只是滄海一栗,只有當我們正確代表民意時,我們才能管理國家。否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也不能引導群眾,于是全部機器就會倒塌。
 
我們共產黨人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我知道,在我死后會有人把一堆垃圾扔到我的墳墓上,但歷史的風會無情地將它刮走。
 
1
 
1956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
 
這天的莫斯科鵝毛大雪紛飛,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揭幕召開,也是在這次大會上,新晉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震動了社會主義陣營。
 
在半年前,1955年的7月,當時蘇共中央全會就已經決定于1956年2月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但是在二十大上是否就斯大林的問題進行批判和撻伐,這并非人們日后所認為的是“蘇共中央全會”的意見。
 
按照正常的日程,二十大主要是聽取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報告、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的報告,以及中央委員會對蘇聯第六個五年計劃(1956-1960)的指導,并進行中央機構的選舉,這才是既定的二十大會議內容。
 
1955年11月5日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非斯大林化”第一次露出苗頭。
 
由于12月21 日是斯大林的生日,而往年這一天要搞慶?;顒?,所以那年的這個日子怎么辦,這成了問題。赫魯曉夫提出,只在報紙上刊登日期,不舉行任何活動。伏羅希洛夫則認為不舉行活動人們會反感。
 
布爾加寧和米高揚不主張舉行活動,理由是“要顯示同以前的區別”。這是主席團內圍繞斯大林問題發生的第一次爭論。
 
根據俄羅斯國家現代史檔案館解密的資料,檔案卷宗里有一份1956年2月13日(二十大會議前一天)的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會議第188號會議的記錄摘要:
 
關于召開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的問題,委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同志宣布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開幕,并向中央委員會全會提出建議: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認為在黨的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做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是必要的,確定赫魯曉夫同志為報告人。
 
在檔案記錄中,赫魯曉夫是這樣回應的:
 
主席團研究了這份報告并同意了這份報告,但報告將不以主席團的名義作,而是以中央委員會全會的名義作,怎么樣?全會將聽取報告。
 
大廳里傳來一片聲浪:
 
同意,明天聽取報告!
 
如釋重負的赫魯曉夫做出結論:
 
那么我們將認為:報告就是由中央委員會全會作出的,并且是全會要求在代表大會上做這個報告。
 
緊接著,赫魯曉夫又說道:
 
還有一個需要在這里講的問題。主席團經過多次交換意見并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形勢和材料,感覺到并認為:有必要在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在秘密會議上 (即在沒有任何客人的時候) 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提出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在主席團里我們商量好了,委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即我,來做這個報告。有沒有反對意見?
 
見沒人提出反對意見,赫魯曉夫遂陳:
 
我們這次全會應當解決的所有問題,已經解決了。
 
事實很清晰:二十大上那份舉世皆知的批判斯大林的材料,那份被陰謀包裹的《秘密報告》,并非蘇聯共產黨全黨同志的意志。
 
 
甚至,都并非象征著黨的權力中樞的「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的意志,而僅僅是「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這個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意志。也就是說,對斯大林同志進行顛覆性的歷史批判,其實不過是赫魯曉夫小集團做出的決定——在他們成功扳倒貝利亞這個他們眼中的“第二個斯大林”之后。小集團,在沒有任何貫徹民主集中制的行為的情況下,就悍然代表了全黨的意愿,推選由赫魯曉夫在2月14日做《秘密報告》,并成功撬動了這個世界的格局翻覆。
 
 
2
 
赫魯曉夫是何等處心積慮。將斯大林的水晶棺移出紅場、又毀掉斯大林的銅像后,1954年在邊疆地區視察時,他第一次大張旗鼓地說:
 
黨面臨著一項任務,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輕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點一滴地收集起來’!
 
不知不覺,連斯大林格勒也被改回原名“伏爾加格勒”。
 
赫魯曉夫又是何等心虛。
 
從1956年2月3日開始,斯大林的名字被從官方文件中取掉。這一天,最高蘇維埃授予伏羅希洛夫“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在賀信中改變了調門,稱伏羅希洛夫為“偉大列寧忠誠的學生、共產黨和蘇聯國家杰出的活動家之一”——沒有依照慣例提到斯大林。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員會向主席團提交了長達 70 頁的《蘇共中央關于 30年代大規模鎮壓行動的報告》。報告限于 1935 年至1940 年間鎮壓情況,沒有涉及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對“社會異己分子”的鎮壓以及1940-1950 年的鎮壓。
 
赫魯曉夫在會上說:
 
揭露的情況表明,斯大林已經無法再作為一名領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滅的話,他還算什么領袖呢?應該有勇氣說明真相。意見是:一定要向黨的代表大會說明,需要考慮的是應該怎樣說明,由誰說明。如果不說的話,那就是我們對黨的代表大會不誠實了。
 
二十大召開之前,向大會做《秘密報告》這項工作,赫魯曉夫根本沒有正式列入大會議程,而是以中央主席團向中央全會建議的方式,將這一工作列入備忘錄。這其實也是赫魯曉夫及其背后的主席團給自己留的后路:一旦大會氣氛不利于作《秘密報告》演講,可隨時取消。而中央全會對主席團的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內容,當然實際也是不清楚的,也就萬萬不會料到主席團的報告會是一場如晴天霹靂般的政治地震。為了給2月24日(大會最后一天)的《秘密報告》做足鋪墊,在2月16日(大會第三天) 時,擅長吹風的米高揚在大會上突然點名批評斯大林,大談特談斯大林的工作作風問題、經濟政策問題、歷史遺留問題(大清洗、集體農莊等),并在其中使用了大量添油加醋的反動言論。米高揚毫無征兆的歷史虛無主義的發言,隨即引來不少與會代表針鋒相對的譴責。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特普利采市黨組負責人,專門向莫斯科方面寄來一封電報:
 
我完全不同意右傾分子米高揚的講話!這一講話是對活在整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輝形象的褻瀆!并且將會為整個資產階級所欣然接受。教導我們進行斗爭與建設的不是米高揚同志,而是斯大林同志!
 
米高揚的講話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作了火力偵察,并且收到了激烈反響,這證明了斯大林同志不可撼動的歷史功績與其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強大威信。
 
但盡管如此,在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魯曉夫還是頭鐵得向代表大會作了《秘密報告》。2月24日,蘇共二十大按照程序閉幕。當晚,當選為新一屆中央委員的代表們參加由赫魯曉夫主持的中央全會,其他代表則收拾行裝準備次日打道回府??删驮谏钜?,所有代表又突然被召回克里姆林宮。當他們來到會場時,發現場內多出了許多人:一百多名30年代遭受過所謂“斯大林迫害”、后來又恢復名譽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黨員干部。赫魯曉夫,這位蘇共中央的第一書記緩緩登臺,用勝利者的目光掃視臺下,旋即正式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
 
 
當夜,外國黨代表中,赫魯曉夫只邀請了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第一書記拉科西和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書記貝魯特。而正是這位波黨領袖貝魯特,在3月12日時心臟病發作,在莫斯科去世。診斷顯示,是“受到強烈的心理刺激”。
 
《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約兩萬字,內容大體上包括所謂斯大林大搞獨斷專行、殘酷屠戮異己、在衛國戰爭中“用地球儀制定作戰計劃”導致蘇聯人民蒙受慘重損失、嚴重忽視農業、實行民族高壓政策、國際關系上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等“嚴重錯誤”?!秷蟾妗房偟木?,就是對斯大林進行批判和顛覆,入手點是“個人崇拜”,落腳點則是“去斯大林化”。
 
只不過,那時沒有人會有膽量和思緒去考量這份《秘密報告》的真實度,比如集體農莊和大清洗的罪責,第一罪人到底是斯大林同志,還是……想想,為什么赫魯曉夫平反了那么多人,卻唯獨不給季諾維也夫、列夫·加米涅夫等人翻案?那只能是因為:當年讓清洗運動擴大化、處死季諾維也夫等人的不是別人,正是赫魯曉夫自己。
 
事實上,這些油光滿面的“新領袖”們,在他們所控訴的所謂“大清洗”中,哪個不是雙手沾滿鮮血呢?
 
馬林科夫清洗了自己在中央機關中的政敵,莫洛托夫清洗了外交系統的政敵、伏羅希洛夫清洗了軍隊中的政敵……
 
結果斯大林死后,罪責全部推到斯大林頭上。
 
3
 
那一晚,與會聽眾被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震驚了。會議記錄顯示:“大廳內躁動起來”、“大廳內躁動不安”、“大廳內情緒激動”、“大廳內一陣騷動”、“大廳內沖動起來”……赫魯曉夫及其背后的主席團究竟哪里來的自信呢?在二十大會議上已經有同志為斯大林發聲,為什么赫魯曉夫仍敢于在最后一天做《秘密報告》?
 
一定程度上,是中國共產黨給予了赫魯曉夫以信心。盡管客觀而言,他并沒有正確領會中共、特別是領會毛主席的看法。
 
二十大召開前三天,以朱老總為團長、小平同志為副團長、震林同志、稼祥同志、劉曉同志等組成的中共代表團,抵達了莫斯科。赫魯曉夫在會見朱老總時說:
 
斯大林在農業上犯了嚴重錯誤,他根本就不了解農民,以為把土地分給農民就萬事大吉了,以后就可以源源不斷地從他們身上擠出東西來!太錯了……
 
緊接著,赫魯曉夫向朱總暗示:蘇共將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
 
對此,朱老總立即做出反應,向國內致電詢問毛主席和其他常委,中方代表團是否還要參加蘇共的二十大。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主持分析下,經過反復論證,回電朱老總:
 
同意代表團參加。
 
中共的決定參會,給赫魯曉夫傳遞了一個信息:毛澤東同志同意批判斯大林。
 
這顯然是會錯了意。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們對于蘇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態,不發言,拒絕給出任何意見。在蘇方事先不與中方商量文件內容就貿然發表《秘密報告》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態度。大會進程中,格魯吉亞(斯大林的家鄉)就發生了暴動,蘇軍出動了軍警予以鎮壓。當時,朱老總下榻的招待所被格魯吉亞人團團包圍:
 
東方的朋友,你們來評評理!他赫魯曉夫在莫斯科這么對待斯大林同志,到底公不公平?!
朱老總站在陽臺上,頂著呼嘯的寒風,無奈揮手:
 
我知道你們現在遇到了困難,但是大家要冷靜……
 
中共代表團返京后,3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蘇共二十大的問題。
 
毛主席說: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揭開蓋子,表明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各國黨可以根據各自的情況辦事,不要再迷信;但是捅了婁子,搞突然襲擊,不僅各國黨沒有思想準備,蘇聯黨自己也沒有思想準備。這么大的事情,這么重要的國際人物,不同各國黨商量,這是不對的!
 
 
毛主席的思路很清晰:斯大林同志不僅僅屬于蘇聯共產黨、屬于蘇聯人民,他也屬于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屬于全世界勞動人民、工農階級。
 
因而,蘇聯共產黨并沒有單方面對斯大林同志進行歷史評價的權力,蘇共必須與各兄弟黨進行交流,共同對斯大林同志做出公允的歷史定位。
 
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連續召開會議,繼續討論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毛主席再次指出:
 
問題在于如何評價斯大林,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倒二八開,倒三七開,還是倒四六開?我覺得,還是三七開比較合適,他的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他也還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優秀忠誠的革命家………我們中國黨,要維護斯大林的威信!
 
4
 
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當然不是沒有犯過錯,作為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組織,我們當然是深以為然,毛主席自己心中更是百感交集。斯大林同志所犯的錯誤大致可歸四點:
 
①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當時根據地力量搞垮90%,并幾乎喪失白區;
② 抗日戰爭時期,斯大林把王明從莫斯科派回來,從“左”傾轉向搞右傾;
③ 抗戰勝利后,斯大林決定把中國的一部分交給美國,交給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更雄厚的蔣介石來管理;
④ 1949年底毛主席訪問莫斯科,斯大林對于“廢約”“簽約”意興闌珊,仍有沙文主義和老子黨的做派。
 
可是,即便如此,擁有大局觀、秉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毛主席,仍舊反對全盤否定斯大林。正如他在革命生涯中數次“受斯大林的氣”但依然不止一次公開向斯大林祝壽,并通過祝壽肯定斯大林踐行的列寧路線。
 
毛主席看得很透,赫魯曉夫一棍子將斯大林打倒,這必然不利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也會動搖馬列主義理論的歷史正確性。
 
現在,斯大林同志已逝三年,毛澤東同志早已是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新的領袖,中共作為重要的無產階級執政力量,眼下必須要對《秘密報告》做出反應了。
 
 
赫魯曉夫演講后的第40天,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正式發表了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復討論形成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社論,作為中國共產黨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斯大林問題的正面回應。社論首先肯定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蘇聯共產黨對于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
 
接著,社論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只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的“難免論”,論述斯大林難免會犯的錯誤和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社論鮮明地指出:
 
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這篇社論的發表,擺明了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毛主席與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不同立場。
 
這也是中國貫徹“一邊倒”路線后,第一次不指名地公開表明同蘇共中央不同的意見。4月6日,米高揚率蘇聯政府代表團訪華,毛主席再度明確表示:
 
我們認為斯大林功大于過,對他要作具體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計”、“我們不反對蘇共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而是認為在批判的同時就應該對斯大林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不能只講錯誤,不提功勞!
 
這實質上是對赫魯曉夫提出了批評。
 
4月29日,毛主席在會見拉丁美洲六個國家共產黨代表時,又重申了中共方面對斯大林的評價:
 
否認他的正確的東西,這是不對的。
 
其時正值五一節臨近,蘇聯駐華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經決定不再掛斯大林同志的畫像,游行時只拿列寧和其他活著的蘇共領導人(就是赫魯曉夫)的像,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會撤掉斯大林像。
 
這位大使沒有明確要求中國也照辦,但用意很清楚:你們中國也不要掛了!然而,毛主席的態度很明確:
 
不掛斯大林像不行!因為中國人民不滿意,世界人民不答應!
 
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集體討論決定:1956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游行時,社會主義陣營活著的領導人像,其中包括赫魯曉夫像,統統取消,一概不掛不舉——但斯大林的像不能摘,要掛要舉!
 
 
彼時,在社會主義陣營范圍內,幾乎已經開始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浪潮,唯有中國共產黨獨樹一幟,堅持對斯大林客觀評價、且高舉斯大林旗幟不動搖。
 
從歷史看,這或許也決定了中蘇兩國日后不同的命運。
 
5
 
《秘密報告》發表后不久,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舉行對斯大林的悼念活動,并逐漸轉化為針對《秘密報告》的抗議和示威。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舉斯大林畫像,高呼“斯大林主義萬歲”、“打倒赫魯曉夫”等口號;3月10日,蘇軍出動實彈部隊和坦克驅散游行,部隊和示威人群發生了沖突,最終士兵向人群開了槍,有數百人傷亡,超過200人被逮捕……
 
這是曾稱作“紅軍”、“人民軍隊”的蘇維埃武裝,第一次將槍口對準蘇聯人民,僅僅是為了維護《秘密報告》的威信。
 
同時段,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也受到巨大沖擊。在意大利,許多曾為黨增光的優秀知識分子紛紛退黨,黨對意大利工人的吸引力遠不如從前。戰后初期,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產黨,但《秘密報告》公開后,已不足14%”。在美國,美國共產黨退黨人數最多的一次就是在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后。很多美共黨員紛紛表示:
 
我們有責任自己進行思考,再沒有任何領導人可以靠自稱萬能和永遠不犯錯誤而使別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世界范圍針對斯大林同志的討論、針對斯大林模式的激辯、針對《秘密報告》的反應,第一次爆發世界性影響的,就是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在史學界也被認為是美國方面受到的一次啟迪:在軍事力量無法撼動蘇聯、顛覆蘇共執政的情況下(1949年蘇聯已成功爆炸原子彈),完全可以通過顏色革命、輿論煽動、意識形態滲透的方式,對紅色陣營進行瓦解。二十大結束不久,美國中央情報局就通過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獲得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全本。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看到后興高采烈地稱:
 
赫魯曉夫的這個報告是炸毀共產主義世界的原子彈。
 
杜勒斯建議艾森豪威爾總統立即公布它。
 
1956年3月10日,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英譯本在《紐約時報》全文發表,這比許多社會主義陣營的黨、群眾看到報告全文還要早。
 
接著,法國的《世界報》也刊登了《紐約時報》所刊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法文譯文,迅速傳遍資本主義陣營。
 
赫魯曉夫所作的《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是對斯大林在世期間蘇聯共產黨及其代表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自我否定。在美蘇冷戰和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仍在對峙的情況下,西方輿論界趁機貶低和丑化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掀起了一個世界范圍的反蘇反共浪潮。
 
而赫魯曉夫本人,則成為了西方政客眼中的“美人”,他們對這位蘇聯新領袖垂涎不已,也為三年后臭名昭著的美蘇戴維營會談埋下了伏筆。
 
1959年9月,赫魯曉夫屁顛屁顛地飛往美國,與艾森豪威爾舉行了舉世矚目的美蘇會談。在瑪麗蓮夢露吹彈可破的肌膚誘惑下,伴著香氣撲鼻的美國牛排,紙醉金迷的赫魯曉夫在戴維營創造了“戴維營精神”,正式開始謀求“美蘇G2共治”。
 
 
這些,都被毛主席和中共方面看在眼里,并一針見血地指出:赫魯曉夫同志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然而張著獠牙血口的美帝國主義是不可能與蘇聯做朋友的,敵人想的只有一件事:滅掉你!
 
事實證明了毛主席的判斷,半年多后的蘇聯五一大閱兵,美國派出U2飛機入侵蘇聯領空,檢閱臺的赫魯曉夫無奈之下只能下令攔截擊落。
 
通過審訊飛行員、招供出美軍的對蘇偵察戰略,赫魯曉夫一年前在美利堅滿面春風地“對美交好”徹底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笑柄,也被各國共產黨視作為“否定斯大林”的后遺癥。兩年后,古巴導彈危機爆發,赫魯曉夫在美國人面前的怯懦又直接暴露了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的虛偽和政治幼稚。正如毛主席就赫魯曉夫在整個古巴導彈危機中的表現所做出的精準評價:
 
前期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后期犯了投降主義的錯誤。
 
很難想象,如果斯大林在世,蘇聯、蘇軍會是如此風貌。
 
赫魯曉夫依靠著批判斯大林“個人迷信”而握住權杖,然其自身卻十分欣賞甚至鼓勵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其當政十一年,蘇共黨內的阿諛奉承之風遠遠甚于斯大林時期。
 
1964年10月14日,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即將被趕下臺的赫魯曉夫發表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演說,他流著淚坦言:
 
在座的各位,從來沒有公開地、誠實地指出我的任何缺點和錯誤,總是隨聲附和,對我的所有的建議都表示支持,你們也缺乏原則性和勇氣!
 
6
 
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蘇共最高領導集團大致經歷了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以列寧同志為核心,主要成員有斯維爾德洛夫、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870年至1885年之間;第二個時期以斯大林同志為核心,主要成員有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米高揚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890年至1902年之間;第三個時期以(篡權的)赫魯曉夫為核心,主要成員有米高揚、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蘇斯洛夫、葛羅米柯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902年至1910年之間;第四個時期以勃列日涅夫為核心,主要成員有柯西金、蘇斯洛夫、葛羅米柯、契爾年科、安德羅波夫、烏斯季諾夫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910年至1920年之間;第五個時期以戈爾巴喬夫為首,主要成員有利加喬夫、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等人——其出生年代多在1930年之后,都是在斯大林同志去世后成長起來的,世界觀基本上形成于赫魯曉夫時期。
 
蘇共后期的信仰西化,正是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這一批「30后」為主導,他們最終成為了蘇聯共產黨、蘇聯國家和蘇聯共產主義事業的掘墓人。
 
而且,這一批「30后掘墓人」還有一個響亮的名字:「二十大產兒」,意指淬生于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會議。80年代后期,這幫人在美元的感召下,肆無忌憚地將1956年的二十大路線高高舉起,將“反斯大林”的道路走出了新寬度、新格局。1986年初,戈爾巴喬夫提出了“公開性”,這是蘇聯輿論界和意識形態領悟坍塌的開始,也是蘇聯國內“反斯大林”的又一次高潮。當然,也是最后一次高潮。當年3月,戈爾巴喬夫公開邀請大眾媒體“批評蘇聯黨政機關”,他對新聞媒體說:
 
在當今社會發展階段,我們的報刊可以成為獨特的反對派。
 
閘門被打開,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便成了政治正確。
 
典型如雅科夫列夫的反動作品《一杯苦酒》,他這樣寫到:
 
赫魯曉夫繼承了一份可怕的遺產。1953年初,專制制度的狂妄行為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千百萬人還關在勞改營和監獄里……農村過著赤貧生活,戰后完全荒蕪……兒童們拎著粗布袋在收割過麥子的布滿麥茬的地里撿掉下來的麥穗……每個農戶在整個春天和夏天向收貨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這是在交實物稅。
 
《人民友誼》雜志在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說《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們》,發行量突破了100萬份。
 
1988年中期,蘇聯出版了一本由歷史學家尤·阿法納西耶夫主編、以倡導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為主旨的政治論文集《別無選擇》,當時在蘇聯被稱為“改革力量的宣言書”,其中有大幅謾罵斯大林的段落。而這部風行一時的文集的作者都是當時蘇聯知識界的名人,他們中有經濟學家波波夫,政治學家布爾拉斯基,哲學家弗羅洛夫等。大致類比后來中國的張口鳥、賀X方、茅X軾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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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這樣分析道:
 
在列寧斯大林時代,廣大知識分子能與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與人民群眾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現象加劇,部分知識分子的權力逐漸擴張。但當時蘇聯的國內環境仍在壓縮著知識分子自由化的空間,于是企圖謀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國外,通過內外勾結推動蘇聯解體,進而攫取俄羅斯更多的資源,從而成為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巔覆社會主義蘇聯的一個極為特殊的階層。
 
力量從來都是雙向的。
 
1989年,美國國會僅撥給“全國爭取民主基金會”的款額就已經達2500萬美元的巨額,主要就是用于在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發展民主”和“支持反對派”。很難說蘇聯國內的巨大變化有無對中國產生影響。1989年5月,中國領導人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
 
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都沒有搞清楚。
 
到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已多達上千種。
 
同年6月12日,《蘇聯出版法》頒布,反對派和私人辦報正式合法化。斯大林早就不在了,而蘇聯和蘇共的喪鐘也快敲響了。
 
 

 
到今天,飽受美西方法西斯集團圍剿的俄羅斯依然要去向蘇聯尋找歷史庇護,但是時光已經不會倒退。
 
 
 
早在1994年,蘇聯已覆滅三年之久,俄羅斯作家邦達列夫在回顧那一時期的情景時曾說:
 
在六年時間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曾經我們有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無數的菌,在80年代末污染著斯大林同志及其代表著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史,也就不動聲色得侵蝕著蘇共這個政黨的肌體。
 
2010年7月時,俄羅斯電視臺第五頻道開播了一個名為“時代法庭”電視辯論節目,其主題主要涉及蘇聯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當辯論“布爾什維克是挽救了俄國還是葬送了俄國”這一問題時,72%的電視觀眾和88%的互聯網網民認為是布爾什維克挽救了俄國。俄羅斯著名作家、《明天》報副主編弗·格·邦達連科也表示:
 
現在差不多有70%的俄羅斯老百姓很尊重敬斯大林。無論是年邁的老人,還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都很尊敬斯大林。
 
盡管六十七年前那場史無前例的清算運動搞得聲勢浩大,氣勢洶洶,但是清算出來的結果卻讓所有人陷入沉默與愧疚:斯大林死后被“挖掘”出的個人財產,只有五個煙斗、四個煙盒、一個筆記本、兩件白色上衣、四件軍用大衣和五頂帽子,以及十條褲子。除了這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斯大林的存款零零散散加起來也湊不夠一千盧布。
 
在領導指揮反法西斯戰爭中最艱難的斯大林格勒戰役時,他將自己為數不多的財產上交國庫,以資助軍隊保家衛國;在他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哪怕是妻子患上重病他都不愿意接受外人的資助;更不用說,他還將自己的親生骨肉,推上了與納粹德國作戰的前線……
 
從1956年的黨內大清算,到蘇聯解體后90年代由美國中情局主導的所謂“蘇聯檔案解密運動”,一眾蘇俄無產階級革命家均被成功抹黑,唯獨斯大林始終孑然一身,任憑赫魯曉夫分子與美帝國主義如何掘地三尺,也難以動搖其光輝。
 
六十七年前的二十大閉幕時,赫魯曉夫和代表們一起引頸高唱國際歌,站在主席臺正中央的新領袖唱得比誰都用力,圓滾滾的腦袋上青筋四起,比幾年前在斯大林同志面前大跳烏克蘭傳統的卡帕克舞蹈還要賣力,仿佛在竭力宣示自己的“合法性”。
 
赫魯曉夫認為自己完成了一件壯舉,但是克里姆林宮顯然憂心忡忡,誰也說不準這位莽撞的第一書記打開了一個什么樣的盒子,更不清楚揭開舊日的老傷痕會流出什么樣的膿水。
 
關于那份秘密報告,貝利亞之子謝爾蓋·貝利亞的評論倒是一針見血:
 
一般來說,黨的上層分子總是給斯大林“幫倒忙”。斯大林在世時,我父親就說過個人崇拜的危害。順便說一句,斯大林自己也這樣說過,他其實反而是克林姆林宮內最強調集體民主的人。
 
我相信,在斯大林生活的最后幾年里,黨的上層分子們有意宣傳個人迷信、刻意舉著斯大林的旗幟,并不僅僅是出于其固有的諂媚逢迎。毫無疑問,他們有著更遠的目標。
 
可以說,我們大家什么都沒干,只會把斯大林捧成上帝、沙皇、軍事首長……就是說,一切罪過都是他的。
 
眾所周知,后來黨在二十大上非常精巧地上演了這一幕,把一切都推到了去世領袖的身上,其他人都成了無罪的、楚楚可憐的羔羊,而且沒有任何一位斯大林過去的戰友鼓起勇氣站出來道出斯大林周圍的人在制度性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一個都沒有。
 
這或許正是斯大林生前曾猛烈抨擊過的:
 
我們有些同志也是這樣。他們老老實實地雙手不停地劃船,隨波逐流,至于流水會把他們沖到哪里去,他們不僅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知道。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很清楚的:起初他們身上漸漸發霉,接著他們就變得暮氣沉沉,隨后他們就陷入庸俗的泥潭,末了他們就變成十足的庸人。這就是真正蛻化的道路。
 
蘇聯的功績都是集體的,而錯誤是斯大林一人的……
 
蘇聯/蘇共走向崩塌,正是從二十大否定斯大林開始——凡是否定領袖的國家,都沒有好下場。
 
而在今天,順延著毛主席的思路——斯大林同志不僅僅屬于蘇聯共產黨、屬于蘇聯人民,他也屬于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屬于全世界勞動人民、工農階級;因而,蘇共并沒有單方面對斯大林同志進行歷史評價的權力,蘇共必須與各兄弟黨進行交流,共同對斯大林同志做出公允的歷史定位——所以,對于中國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主席,其評價同樣需要由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工農群眾和左翼政黨來共同做出,而不僅僅只能有中國、中國共產黨一方拋出歷史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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